荡气回肠塑“海魂”

Gestapo

传奇的水兵经历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57年拍摄的电影《海魂》，描写的是一艘名叫“鼓浪号”的国民党海军军舰上的官兵，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下发动起义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此前的银幕上还没有出现过，倘若追溯它的由来，不能不提及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跨国从军之旅，它正是该片编剧之一、著名影剧家黄宗江的亲身经历。　 　　
    1944年秋，23岁的黄宗江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报名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这位9岁开始写作剧本，创下“中国文坛年龄最小剧作者”记录，就读燕京大学西语系三年级时辍学从艺，闯荡上海剧坛一鸣惊人的演艺新秀，其时来到抗日后方重庆演剧两界正名声日隆。黄宗江这次弃艺从戎，既系忧愤国事所致，时值湘桂失陷抗战维艰，曾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上海生活过的他，早有真刀真枪保卫国家之愿；也多少事涉失恋，他爱着的女孩子回到了昔日情人的身边，而每为情所困他总以出走排遣。因而当获悉交通大学航海、轮机等系近百学生，正报名参加在招募的千名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将去美国受训接受按“租借法案”规定美赠中的8艘军舰，黄宗江也满怀一腔爱国热情意气风发地加入其中，准备实打实地去和法西斯、武士道作战，而且还不无浪漫地遐想：素所敬仰的美国著名现代剧作家奥尼尔，正是由于当过水手飘泊四方，剧作里才有写不完的海上风光，自己此番成为漂洋过海的水兵，不正可以像他那样浪迹天涯而大写剧本吗？然而，当黄宗江揣着曹禺、张骏祥的担保签字报了名，刚刚穿上心仪的海军制服在重庆郊区唐家沱集中，就领教了国民党军队军阀作风的野蛮与厉害。在一千多名志愿应征的海军学兵中，已是明星的黄宗江无疑受到格外瞩目，而他乐天豁达、脾气随和，也与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从军者相处甚好。于是有人怂恿他到重庆邀些演员来为生活枯燥的学兵们演些节目，热心的他就利用假日去找熟人朋友，多走了几家，竟误了回营的时限。这天傍晚，一阵紧急哨音把学兵们召集在河滩上，那个行伍出身的队长，命令黄宗江出列，罚他两手上举、两腿半弯站立示众，大声斥骂: “你们这些学生兵吊儿郎当，不给点厉害，不知好歹！这次他超假不归这么罚是轻的，再犯要脱了裤子打股！”学兵们眼睁睁看着这位热心为大伙办事的明星受罚，整整折磨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开饭才完事。此次受罚使黄宗江热心为集体服务的美名一下传开，也让他对“国军”有了不同认识，其印象之深刻，从《海魂》中陈春官、窦二鹏、虞文孝因砍断绳索拯救被扣民船同胞，阴险、凶残、暴戾的舰长盖剑臣、副长孔啸天、帮凶郝桂三当众整肃，陈、窦二人遭到毒打，虞文孝被吊上旗杆等情节设置、场面描写，可以得到明晰印证。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在赴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受训行将结束之际，千名中国水兵爆发了扣押领队军官、拒绝参加接舰典礼之举，这场抗争的精神领袖恰恰就是黄宗江。风波骤起的远因是领队的头头克扣赴美途中在印度耽搁期间的补贴：当时美方发给每人一天两美元，学兵们却只得一美元；近因则是同为美方支付与美国海军相同的军饷，一起受训的中国海军军官与学兵兑现月薪悬殊巨大，加之军官们平时趾高气扬、散漫自在，而对学兵盛气凌人、管束过严，积怨甚多终于爆发。出于年轻人的嫉恶如仇、血气方刚，黄宗汉不仅起草了集体签名的意见书，而且被推举为三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向上峰递交，当时他还捧着一盒英文China(中国)标志的臂章，声称让中国军人佩带英文臂章是一种污辱。虽然当局为了掩人耳目，以下令领队回国、调整学兵待遇了结此事，但后来还是将冲锋在前、出头露面的学兵遣送回国，黄宗江因曾在交涉中制止其他学兵对军官欲拳脚相加的过激行为，避免了事态的恶性发展，只受到一次训诫警告，“幕后策划”的罪名未再追究。经过这一当属“犯上作乱”的历练，黄宗江不仅更加看清了旧中国当权者贪赃枉法的腐败陋习与丑恶本质，而且也对官逼民反有了感悟与体验，因而才会有后来《海魂》之中“鼓浪号”弃暗投明的生动、细腻描写，有条不紊、层层递进地刻画了这批水兵从麻木苦闷到逐渐觉醒、从胆怯莽撞到勇敢成熟、从个人反抗到有组织行动的曲折过程。 　　
    在迈阿密海军训练基地的日子里，黄宗江也有过结交美国女友的浪漫插曲。当时受训除了航海、枪炮、补损、救火等基本课程外，还有一项基本英语。因黄宗江读过燕京大学西语系，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己绰绰有余，获准免学而有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由此认识了一位名叫温妮的女教员。她的家乡在肯塔基州，那里流传的民歌《我的肯塔基老家》又是黄宗江喜爱的，两人越来越熟，频频约会，既谈情说爱，也谈人生人类。后来对方有所冷淡，相约黄宗江酒吧一叙，诚恳而简单地说曾经离她而去的男友又回来找她了，于是他和她碰杯而别。这段不期而遇的异国师生之恋，对黄宗江是铭心刻骨的，《海魂》中温梦媛作为唯一女性人物出现，及其在酒家与陈春官意外相识乃至生出爱慕之心，显然衍生于此。 　　
    当1946年夏永宁舰抵达南京，黄宗江已是一名声纳反潜上士。在上岸买了份报纸看到“闻一多在昆明被刺”的消息后，他下决心脱掉这身看来已属于黑暗政府的海军服，悄悄请假去了上海，设法弄了张生病假证明而远走高飞。10年后，他依据这段颇为特殊的生活积累，结合 “长治号”起义经过，与同是总政创作员的沈默君合作，创作而成了电影剧本《海魂》。
让罗汉斗法 　　
    1957年初，海燕厂决定筹拍《海魂》，执导的任务交给了刚从中央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任上返回上海的徐韬。此时上影改组为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海燕、江南、天马三个故事片厂，《海魂》是徐韬返回上海后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 　　
    徐韬第一次读到《海魂》的剧本，就深深地燃起创作激情，认为它成功地给未来的影片提供了明确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人物性格和真实的环境气氛，就连无生命的战舰、大炮、红旗、海洋，都赋予了鲜明生动的形象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光明与黑暗交叉特定时代的徐韬，剧本所描写的场面和人物并不完全陌生。国民党狼狈逃出时的景象，他亲眼目睹过；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打过交道，与其中善良的交过朋友、谈过心，帮助过放下枪不愿打老百姓的士兵改装逃跑，一些心中憎恨、喊过打倒的也曾与之握手谈笑；就连那些斗争场面也经历过，如鼓励真正有心保家卫国的抗日志士，策反热血者掉转枪口等等。他为将在自己执导的影片中具体、形象地描绘这些人与事，再现那些记忆犹新的场景而激动不已。 　　
    徐韬的艺术创作态度是极为严谨认真与深入细致的，当他进入具体导演构思，琢磨场面调度、画面构图、演员表演乃至服装、道具、音响等，还是感到生活与经验的贫乏，为寻求不到一种自己认为可靠的表现形式，捉摸不到整个戏的形象而困惑。经过反复研读剧本，与作者切磋探讨，同时深入军舰和海上体验生活，与当时参加起义的海军人员座谈，查阅有关文字和图片记载，逐渐形成并明确了创作意图，决定不将《海魂》处理成为一般战争片，不让影片篇幅被过多的战争场面所占据，因而减弱了对人物的描绘。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徐韬果断地删去剧中上海撤退时混战的大部分场景和舰抵舟山停泊的一些场景，缩减了在台湾的戏和以后的部分镜头，甚至到拍摄完毕后，又删剪去一些起义时的战斗场面。这样做对于原作中的一些背景气氛和激烈动人的战争图景的描写，虽然有所减弱，但还是得到了作者的理解与支持，因为腾出有限而宝贵的篇幅，用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展开的冲突与斗争，显然比那些战争的场景更为重要。作为编剧的黄宗江后来曾坦诚而率真地戏言：与徐韬的合作，虽然有“闺怨”，但还是“相敬如宾”的。　　　
    在影片《海魂》的艺术表现上，难度最大、也最见导演功力的是人物塑造。全片人物甚多，是个群戏，要做到人各有貌、角各有戏，确实并非易事。徐韬别具匠心地采取塑造罗汉的方式，在影片开端的一连46个镜头中，结合时代背景与活动环境的交待，让“鼓浪号”上至舰长盖剑臣、副长孔啸天，下至陈春官、窦二鹏、雷万和、白鹜、虞文孝等官兵，都一一自然而巧妙地出场。至此影片字幕上有名有姓的12个人物，除温梦媛外相继“亮相”，犹如将观众引入罗汉殿，逐一参观了他们的坐像或高像。在这一精心铺垫之后，徐韬又浓墨重彩地将罗汉斗法呈示于观众面前，用他的话说，就是“不仅要给人物造出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给他们找到表现这个具体人物的一些行为”。他特意强调：“这些行为看来剧作家已经给我们找到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寻找，演员也要继续寻找，直到演员完成人物创造为止。” 　　
    针对剧本人物写得虽多，但没有能够周密地把每个人物的发展关系扣得很紧，常常形成割断的感觉，徐韬在拍摄中着重作了弥补与完善。比如戏中盖剑臣、孔啸天强令抢劫民船之后，为了收买人心又把抢来的钱财分些给下属；剧本原来只集中写了雷万和与白鹜，把他们痛苦而矛盾的心态刻画得很生动，但游离了主要人物陈春官，没有和全片的冲突主线引起呼应，显得这场戏目的性不明确。拍摄时则将陈春官加了进去，先让雷万和捧着发下的两块银元走出官厅，像受辱似地与陈春官对视后木然走开，继而表现陈脱帽昂然而入，两眼直视未接孔送上的两块银元；当孔满脸怒气正欲发作，盖剑臣却再加发两块银元，陈马上机警地欣然接受恭敬行礼，以贪婪势利假象迷惑对方；最后让陈来到甲板，沉痛而愤恨地用力将银元扔入大海，激发雷也作出同样举动。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仅作为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陈春官不再置身事外，而且使这场戏直接推动剧情发展奔向最高任务——唤醒善良官兵并促进起义斗争。 　　
    徐韬还善于通过演员的艺术再创造，借助生动形象而富有特征的动作表现，使剧本提供的已较丰满的人物形象更具光彩。如崔嵬扮演的水兵窦二鹏，因演员特有的浑厚雄健的气质与体魄，同角色非常接近，再加之关键场面的进一步强化：毫不犹豫地拔下仗势欺弱的流氓兵杨老五三把飞刀，在膝盖上“咔嚓”一声折为六截以示警告；抡起大斧砍断民船钢绳，放走被劫持的渔民；暂泊台湾高雄港时，痛打欺凌酒吧女侍的美国兵……寥寥几个动作，就把窦二鹏粗犷豪迈、见义勇为的性格栩栩如生地点染了出来。再如虽是反面人物的盖剑臣，仍注意予以深刻而有力地刻画，通过刘琼细腻传神地表演处理，突出揭露其所谓“恩威并施”带兵之道的伪善本质。最为典型的是他假惺惺探望垂危之中的小兵虞文孝，当众用自己洁白的手绢为病人擦面，以示“关切”，但走出闷热的兵舱踏上甲板，下意识地举手擦汗而发觉手绢是刚刚用过的，便厌恶地随手把它扔到海里，其外表文雅而内心残忍的真实面目，藉此细节惟妙惟肖地暴露无遗。
“南赵北崔”树大家风范 　　
    《海魂》的演员阵容十分整齐，虽然所描写仅是一艘国民党军舰的一次起义历程，却云集了一批当时堪称“大腕”级的明星，而且都有出色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一群不同生活经历、性格各异的人物，这与导演徐韬的凝聚作用分不开。 　　
    赵丹出演陈春官，就让徐韬颇费了一番功夫。虽然剧本出自赵丹内兄黄宗江的笔下，按情分应当“撑一撑”，而且看罢本子后，赵丹也觉得题材故事新颖、视觉形象鲜明、人物富有个性，“算得上是个电影剧本”。但起初徐韬力邀其饰演陈春官一角，他自己后来坦称还是“蛮尬门”的（即上海话“勉强”的意思）。在他看来，全剧中就是陈春官这个主要人物写得最弱，虽是起义的组织者，在多彩的群像中居主角位置，但形象比较苍白、单薄。 　　
    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徐韬深知赵丹重艺术、讲义气的特点，便告知片中将由崔嵬来演也是水兵的窦二鹏，刘琼演反动舰长，王丹凤演台湾女侍，还有牛 、康泰、邓楠、蒋锐、陈述、高博等都参加演出，这些都是趣味相投的朋友或熟人。赵丹一听不由动了心，感到有这样一批人来拍片，片子是会有看头的。特别对于崔嵬，能辞去中南文化局局长的“官”不当，甘作“艺人”致力于演戏，赵丹本来就已衷心佩服，为了拍摄《海魂》，崔嵬虽只是演个次要人物，仍心甘情愿跨厂南下，更引起他的尊重和好感。赵丹当即爽快地表示：个人的得失成败并不过多介意，能和老朋友合作是愉快的事，一定尽力把没戏的戏演出点味儿来，为整体增加些份量，这也是演员行中所倡导的道义。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影坛，赵丹和崔嵬当属最优秀的男演员，有“南赵北崔”之誉，后来江青曾不无忌恨地贬之为“南霸天”、“北霸天”，足见影响之大。像这样旗鼓相当的两个大腕，同时相聚于一部影片之中，会不会彼此较劲、一比高下，发生一些磕磕碰碰的摩擦？开始电影圈内外都曾有过议论，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影片里有这样一场戏：因挥斧砍断钢缆放走难民船，陈春官和窦二鹏遭到了一顿毒打，小虞还被五花大绑吊上旗杆，待到放下已是气息奄奄。面对如此残暴肆虐，生性豪爽的窦二鹏怒火满膛，拔出刀子要去找副舰长孔啸天算帐。正当他怒不可遏地挥刀欲冲之际，陈春官抢步上前，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夺下刀子厉声劝说：“宰了他一个人有什么用? ”窦二鹏如梦初醒，百感交集地扑在陈春官的身上，泪水簌簌而下，无限感慨地说: “好兄弟，我白活了三十多年哪！今天我才明白！” 这场戏的镜头原来是这样分的:第一个镜头是摇拍崔嵬所饰的窦二鹏，忍无可忍拔刀欲拼，接下镜头是跟拍赵丹所饰的陈春官，急忙从床铺跳下来加以劝阻，随后跳成窦二鹏强烈反应的特写，第四个镜头是两个人的拥抱，再推近至陈春官。实拍当天，崔、赵的感情非常充沛，两人都觉得角色交流中场面的真实感很可贵，分切开来反而不好，所以一致提议将二、三、四镜头连起来。 　　
    实拍下来，赵丹却感到有缺陷，由于采取连拍，原来的崔嵬特写反应镜头没有了，而且最后镜头还推到自己这里。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好，这段戏是从窦二鹏开始的，陈春官处于陪衬地位，应该有主次之分。于是，他提出可以不用分切镜头，但应有崔嵬的特写，最后也应结在崔嵬身上。可是崔嵬却执意不肯，坚持要求就按已连拍的镜头，突出赵丹所饰的陈春官。理由是在整部戏中，陈春官是最主要的人物。 　　赵丹明白这是崔嵬谦让，又再三向导演阐述自已的理由：陈春官虽是主要人物，但这场戏是表现窦二鹏提高思想觉悟的一次飞跃，由此认识到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戏是从窦二鹏身上引发，应该在他那里画句号才对，把他推到镜头前面，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戏的内在情绪和节奏。 　　
    大家觉得赵丹的意见有道理，终于说服崔嵬予以接受。最后在导演徐韬的主持下，还是连着拍摄这组镜头，但位置作了调整，让赵丹的陈春官稍让开一些，以便突出崔嵬的窦二鹏的面部反应，最后两人拥抱，先是崔背面、赵正面，然后转过来崔正面、陈背面。这样拍成后的实际效果，果然显得很好。 　　
    两位闻名南北的表演大家，为着谦让一个小小的镜头，竟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虽然都是从剧情的需要出发而互相让戏，但也深深地反映出了艺术家的道德风貌。当摄影机重又发出“嚓嚓”转动声，面对镜头紧紧相依、融于一体的，是两个有着共同命运、又默契将共举大事的水手，也是一对在人生艺海休戚与共、互敬互爱的知交。这一感人至深的场面，令在场所有人员都静静地沉浸其中，连导演徐韬喊“停”时也忍不住动了感情，声音中露出明显的哽咽。 　　
    “南赵北崔”带头真诚合作、相互衬托，加之作为“定心骨”的导演徐韬，有着耐心、细心、责任感极强的性格，处理从艺术争论到生活细节等大小问题，都能做到既坚持原则又通情达理，像慈详的“阿婆”一样，轻声细语、愉愉快快、不知不觉地化解了各种麻烦、纠纷，使《海魂》摄制组成为一个团结和谐、彼此信赖、通力合作的整体。 　　
    蒋锐扮演的水手长郝桂三没几场戏，可为体现剧中凶残成性的设计，毫不吝惜地给自已剃了个大光头。副舰长孔啸天非正统军人，为突出其缺乏教养、暴戾恣睢特点，陈述除设计了抽皮鞭、打耳光、吊桅杆等一系列大幅度体罚动作，还苦心琢磨在嘴里套上一副假牙，以充分外露其鄙俗粗野的流氓本性。为人忠实、善良的邓楠，被分配扮演起义中的叛徒蒋旺，却显得很兴奋，坦诚地说：“我看起来很刚强，有时也很脆弱；外表粗鲁，内心怯懦，外强中干，演这个角色我能体会的。”在拍摄台湾的场景时，需要有美国大兵挎着妓女在街上溜达的一个表现环境气氛的镜头，谁来扮演这一瞬即逝的妓女角色呢? 智世明一声应诺: “我来演！”这位从老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丝毫不嫌角色卑微，认真化装上场……几乎在每一个角色、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蕴藏着团结、进取与互尊。 　　
    1959年，《海魂》获捷克斯洛伐克第十届劳动人民电影节“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二等奖。历经“文革”浩劫之后，影片有幸复映，因积忧致癌生命垂危的崔嵬已失去言语，闻讯后面含欣慰微笑挣扎着连声说：“轰动……轰动……”已届晚年的赵丹噙泪重看影片，遥忆活着的与逝去的创作伙伴，深感那充满整体之感而又各有光彩的表演何等难得，那互助互爱、互敬互让的集体主义之魂何等珍贵，情不自禁地慨言：“到了《海魂》摄制组，我们就像翻腾的海浪，被引进了盐场的大池，优点与缺点的比重，随着集体‘波美’度的变化，凝结出纯净的‘盐粒’。”